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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丨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2020年全国人口达14.1亿
文章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2021-05-12 点击数:207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管筱璞


(制图:张寒)

  5月1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并答记者问。

  人口问题,不是单一的社会学问题,也不是单一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复杂且环环相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老龄化加重,生育率走低,由此伴生的养老问题、房价问题、城镇化问题、教育问题,牵动亿万国人的心。

  如何看待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等现象?此次亮出的中国人口“家底”,将如何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向?记者采访了有关业内人士。

  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2020年我国人口达到14.1亿人,人口平均年龄38.8岁

  人口每分每秒都在变化,根据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我国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

  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宁吉喆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以前我们更多考虑人口增加怎么办,现在也要开始考虑人口增速放缓会带来什么影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成德宁说。

  宁吉喆指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是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38岁,和我国水平差不多。

  与2010年相比,此次普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应全面客观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每10万人中有15467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人口质量稳步提升,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是我国人口状况的重要特点。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衡量人口素质的两大指标,除了受教育水平,就是健康状况。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此后,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身体素质日益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经济学家任泽平曾提出一道公式:“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即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在他看来,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在供给端则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

  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正是得益于各行各业中勇挑重担的高素质人才,中国近年来才逐渐在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突出表现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0至14岁、15至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25338万人、89438万人、26402万人,与2010年相比,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呈现“两升一降”的态势。

  对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宁吉喆称,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所有的国家都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老龄化。这是人类的规律,我们只能应对挑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指出,老龄化社会标志是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就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渐进、平缓的过程,大可不必谈之色变。”

  2020年,我国0至14岁、15至64岁、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17.95%、68.55%、13.50%,据此计算的人口总抚养比为45.88%。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介绍,一般把人口抚养比低于50%的阶段称之为“人口红利期”,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黄金时期,但60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速度较快,将使得社会养老负担明显加重。

  辩证来看,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然而,在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也将孕育机遇。老年人这个庞大群体也构成了中国超大规模消费潜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探索社会化养老、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等多种方式,努力缓解养老压力,其银发经济规模也持续扩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这些都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

  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共同构成人口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量。人口流动所导致的人口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不仅会对区域人口规模产生影响,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同时,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0.7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称,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居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与我国人均GDP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大体的情况相当。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促进城镇化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率仍将会保持上升的趋势。

  “经济原因是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机。”成德宁告诉记者,引发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可分为两种力量:一是促使某人离开原住地的“推力”,二是吸引某人前往目的地的“拉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流动人口空间移动的原因主要是婚姻迁入、家属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原因。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因务工经商迁移流动的人口比例逐渐上升。当前引起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推力”和“拉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和发展机会上。

  全国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明显,对人口流动具有较大吸引力。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以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集聚了近五分之二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国内财富总额。

  李晓超指出,十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结果。同时也是部分地区和区域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的结果,这和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的趋势是一致的。”

  “我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人口流动的活跃,也反映了这些工作取得的巨大进展。”杨舸说。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4亿中国人携手迈入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历史地看,人口问题的解决总是相对的,而它的存在则是绝对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所出现的人口问题的特点有所不同。

  上世纪50年代,在人们觉得“人多力量大”的时代,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我国人口增长太快”的命题;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关注计划生育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多底子薄被作为基本国情提了出来,人口多成了一个问题;后来,随着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政策措施相继实施。

  市场是现代经济最稀缺的资源,谁拥有了市场,谁就有发言权。“我们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市场做大,进而引导企业根据我们的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组织产业链,这样我们就能在产业链中居于更加主导的地位,推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成德宁说。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有资料表明,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现代化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后美国逐渐领跑现代化时人口是上亿级的,中国的现代化是“10亿级”超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告诉记者,当今世界,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不到10亿人。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这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中国巨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难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这样一个人群,实现全面小康,把人类五分之一都纳入到比较富裕的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居功至伟。”翟振武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包括人口的变化能够按照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跟中国的制度有关系。制度优势使得14亿人能够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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